“新能源革命与中国绿色转型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浙江大学举行

 

2015年11月14—15日由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新能源革命与中国绿色转型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来自我国高校、科研机构、政府、能源产业专家和学者围绕“新能源革命与能源转型发展”、“能源环境治理与地方经验探讨”、“能源发展趋势与能源科技展望”、“新能源革命与中国能源发展战略”、“资源安全保障与中国绿色转型发展”五个专题，展开了热烈、深入的学术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教授主持。郭教授代表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并对本次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时代背景、论坛主题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他希望通过这次学术会议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向各位专家学者学习，二是进行学术交流，三是搭建能源政策研究学术交流的网络平台，推进国际新能源革命背景下我国能源政策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郁建兴院长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新能源革命与中国绿色转型发展”学术会议是属于公共管理学院建院1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从10月10日到11月14日的15场学术性活动，把学院的各个学科、各个专业、各个主要领域都做了展示。鉴于能源与环境政策问题已成为最重要公共政策议题之一，公管学院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组建能源环境政策研究团队，最终在2014年年初正式成立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并引进了郭苏建教授作为中心主任领导中心建设和发展。他还介绍了环境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一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2014年6月中心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国际研讨会暨成立大会，经过团队一年来的协同攻关，2015年出版了《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在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发布报告，并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郁建兴院长认为，此次会议极力倡导的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五项理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还表达了对与会专家学者关心、支持、加盟环境能源政策团队的期待与欢迎。

中宣部理论局正局级巡视员邓晨明指出，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将近40年的时间，中国付出了两个沉重的代价。第一个代价是资源环境代价，资源能源的低效率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第二个代价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探索发展道路上付出的时间代价，用40年的时间经历了从“不知”到“一知半解”到“基本知道”到“完全知道”的过程。他指出，要破除制约环境改善、新能源革命和中国绿色转型发展的瓶颈，必须做到三个“打破”。一是打破部门利益垄断。环境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一个部门环境问题解决不了。二是打破区域利益垄断，想治理好环境问题，必须梳理区域间的利益纠结问题。三是打破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这个问题不解决，新技术出来、新政策出台也是走形式。他认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工程问题，而是一个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环境创意、环境技术、环境工程都不会真正解决问题。浙江大学建立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很有前瞻性，也很有必要性。他希望中心今后能建构三个平台，一个是高学术研究平台；第二是智库平台；第三个平台是学理监督平台，出台一个公共环境评价指数或一套评价标准。最后，他还建议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能潜心研究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凝练研究方向，做出特色，扩大影响力。

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范必发表了“中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制度安排”主旨演讲。他指出，能源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即是将二者写在一起，放在民生部分。这说明环境政策、能源政策并非一般的产业政策，而是重要的民生议题。范必提出了能源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即从资源产权制度、产业集中度、所有制结构、流通、财税、政府职能等六个方面系统规划能源改革。他指出，油气、河流等自然资源属于全民资产，但并未以竞争方式出让开发权，而是少数企业先占先得，产权关系不清。企业对油气区块持有成本较低，有的长期占而不采。油气、电力行业产业集中度高，竞争不足。能源行业国有经济比例大，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吃大锅饭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些能源产品国家定价、双轨制定价普遍，价格调节供求关系的杠杆作用不灵。财税体制未能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最大化。有关部门审批权力过于集中对提高能源供给能力形成逆向调节。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粗放利用，进一步恶化了环境。针对上述问题，范必提出以“链式改革”代替传统“点式改革”的思路，即将能源领域的不完全市场产业链改革为市场化产业链。以油气为例，可以在全产业链实行放开准入的改革。在上游领域，放开矿权出让和勘探、开发；中游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下游放开炼化项目审批，放开成品油批发、零售准入。政府对能源领域的网络型垄断行业实行单独定价、单独监管，对能源项目从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他认为“链式改革”不仅适用于油气行业，同样适用于煤运电、核电、水电等产业链。

随后，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教授发布了《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2015》蓝皮书。郭教授首先对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做了介绍。他指出，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能源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最为复杂、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旨在对全球可持续能源发展及其竞争力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质能等可持续能源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发展现及其开发前景以及定性和定量分析，并且对各国的可持续能源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估与比较。课题组希望通过研究为投资者、政策制定者提供可持续能源发展方面的参考。在此基础上，郭苏建教授具体介绍了报告的研究框架:第一是可持续能源竞争力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是指标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三是可持续能源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第四是指标权重确定和指数统计测算；第五是各国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指数分析。最后，郭苏建教授分享了报告的结论。他指出，课题报告得出了21个国家可持续能源竞争力综合指标进行排名。中国在资源、资本、劳动力、市场规模、政治激励相关产业和产业战略中的综合表现使其在榜单中排名第一。美国以微弱的劣势位居次席，德国排名第三。英国和丹麦也是竞争力较强的欧盟国家，巴西则有较强的经济竞争力，排榜单中序最低是印度尼西亚。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能源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暨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海运将军作了题为《新能源革命是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发言。他认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新能源革命”与“绿色发展”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在传统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的同时，化石能源的粗放利用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新能源革命是实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与历次能源革命一样，以绿色发展为中心的新能源革命必将带动一系列新兴产业群的快速发展并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虽然新能源尚不能真正替代传统能源，低油价时代并不属实，但得益于能源技术的发展和新能源生产成本的降低，新能源革命正在蓬勃兴起。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生态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2014年到2020年的战略行动计划确定了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和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体现了中央对新能源开发和绿色发展的重视。要实现绿色发展，中国需要确立战略目标，下定决心调整能源和产业结构，加强研发和产能合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战略布局，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并建设生态文明。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2030：中国碳排放峰值的政策讨论》。人口、人均GDP、单位经济的能源强度以及单位能源的排放强度是决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均GDP和人口的增长会对冲掉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降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实证数据，诸教授认为2030年新能源在中国能源转型中基本不会起主导作用。为此，他探讨了六个政策问题：一、不要对新能源有长期跟短期的看法，短期即2050年以前新能源不起主导作用，双轨并举以及对传统化石能源的高效利用更为实际；二、能源效率的改进主要集中于建筑、交通和工业领域，中国未来的建筑和交通能耗还会上升，节能尤其是大幅度改进工业能效是未来政策制定者的主要目标；三、效率改进面临着总量扩张带来的反弹效应，仅有技术改进仍然不够，需要强度和总量控制并举；四、GDP继续以7%的速度增长将无法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的峰值，因而GDP总量的调整必须跟碳排放配平；五、从技术改进到社会创新，可以使存量在时空配置上达到均衡，在不提高存量的情况下满足需求；六、能源问题是发展模式问题，功能混合与紧凑发展的城市可以实现能源集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能源研究室主任徐小杰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化石能源碳减排潜力和措施》。他强调能源是一个协同的系统，需要从能源系统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当下面临的能源转型问题。运用最新完成的世界能源中国展望的研究数据，他认为现行政策可以保证目前提出的目标得到实现，但能源转型未必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必然结论。在生态能源新战略情景下，要适度调低GDP增长率，把重点放在结构升级、效率提升和质量服务上，同时推动终端领域的清洁化和电气化。未来的能源转型将呈现出八大趋势，尤其是碳排放峰值不仅可以提前实现，而且可以在2020年后趋于下降。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推进节能和能效工作、采用多样化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协同规划并强调制度和法律保障，同时大力推动循环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内陆核电、清洁燃料替代、改造公共交通运输体系、综合节能和产业化节能、推进市场化节能碳减排、碳回收利用等十大措施。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系柏云昌教授聚焦台湾地区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他粗略回顾了台湾地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历史，以及自身参与制定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过程中的困难与成效，经过对比分析，他认为台湾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所占比例依然很小，因此是失败的，核能发电站甚至沦为摆设。通过政策模拟工具，他分析了法律机制缺乏、补贴与能源价格错位、财政困难等问题都是台湾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难题，他创造性地提出“蛋糕策略”推广可再生能源，即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RPS）、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FIT)、绿色交易凭证(REC)三个层次层层递进的解决思路。即政府、国家机关或者大企业首先自我要求，每年使用再生能源达到一定程度以上，然后再通过价格补贴方式来补贴愿意投入这个行业发展的企业来发展。随着民众绿色意识的提高，就会自愿通过这个交易平台来购买。通过此种良性循环和流通，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柏云昌教授指出，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是一个纯粹的公共产品，而且是一个幼稚型产业，因此国有企业在其中的角色、利益冲突、法律责任与政治压力很难避免，只有通过学习，然后慢慢习惯，民间绿色意识提高，环保部门的配合，可能使绿色交易市场慢慢从管制制度走向市场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赵来军教授以《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监测网络布局优化研究》为报告题目，从现实的空气污染问题出发，探讨AQMN指数数据与感受的差距及其背后原因。他指出一是大气污染的数据监测站，即国控点，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这些监测站的站点布局有问题。二是大气污染的跨界污染问题。这导致周边地区的污染信息难以捕捉，由此引出打我监测网络优化的出发点。他的研究以上海市作为分析样本。研究方法主要是在目前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不平衡指派法这个问题加入到研究，在方法上有创新之处。他大体介绍了研究步骤以及上海市的监测网络布局，范围涉及大上海、小上海的区域范围。通过上海市的10个监测站和大上海的15个监测站的数据来源，检测污染因子主要是有PM2.5、PM10、SO2、NO2、O3、CO等六种进行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技术操作，获得了比较全面的监测数据，他进一步指出，通过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优化，可以普及应用到全国的联防联控，解决我国的大气污染问题。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米红教授做了《区域人口能源环境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系统仿真研究—基于浙江的案例分析》的发言。他介绍了他的团队以人口能源环境和系统组合工程的相关方法模型进行的研究成果。课题首先分析了浙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看到浙江省经济最具活力，一次能源供给率很高，其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费量的贡献值还在不断增大。该课题使用人口碳排放的关联模式研究模型，即人口环境技术模型，更加关注城乡家庭在碳排放演化机理和政策仿真研究。通过1995年到2012年数据分析，发现城乡居民的碳排放越来越趋同。通过对比浙江省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变化率，他指出浙江省能源消费弹性总体上低于全国水平。就2003年到2013年的数据分析，对浙江省碳排放量的驱动因素的贡献度测算，发现浙江省能源消耗的强度在下降。最后他得出几点主要结论：人口规模和结构是影响浙江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能源结构、人口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优化对碳排放减少具有正向作用。他还给出几条建议，建议浙江在浙北、浙南、浙东和浙中有步骤推进“普遍两孩”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势能能够在未来8到10年比较缓慢地释放出来，以避免扎堆生育。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做了《非常规油气革命与能源转型》的发言。他指出，北美的非常规油气革命以及能源领域出现的新理念共同推进了世界能源转型，前者增加了油气供给总量，使得技术与资本比资源禀赋更重要，后者促使低碳道德化被广泛接受。目前，沙特、俄罗斯和美国通过本国千万桶产量塑造世界能源格局，而中国资本撬动全球千万桶油气产能，由此它们也成为国际能源市场最大的玩家。在低油价背景下，石油地缘政治已经从竞争资源转向竞争市场。对此，他寄希望于中国能善加利用本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积极发挥自身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石油进口国和资源投资国的优势地位。面对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刻变化，他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对传统自给自足的能源供给安全观进行深刻的反省，重新审视资源禀赋、技术进步、能源供给保障与央企垄断的关系，对石油政策乃至能源战略、外交策略、国家安全观做出积极、及时的调整。与此同时，能源转型同样呼吁中国能源工业进行深刻且全面的改革。

中化石油有限公司行业研究经理、高级经济师王海滨做了《国际油气新形势对中国经济与安全的影响》的发言。他指出，美国页岩油气革命诱发了国际油气新形势，进而对中国能源经济、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中国进口同等数量的油气煤等能源产品，花费与之前相比明显下降，这也是他得以判断世界能源新形势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成长的影响偏良性的重要依据。其次，国际油气新形势需要中国对传统能源安全观赋予更新的内涵。对此，中国除了需要提升对资源利用程度外，还需要运用动态资源关系理论来观察资源世界，并处理与其他国家的资源关系。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帮助别国本身就可以是目的。因为别国能源安全程度提高后，也会促进本国能源安全程度的提高。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能源安全程度提高后，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受益。

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能源互联网首席研究员曹寅做了《能源互联网与能源革命》的发言。他认为能源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安全、低碳、高效的能源系统。目前能源领域面临着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对传统能源体系造成冲击、消费者对能源服务需求日益提高、电力峰谷矛盾、能源基础设施维护、确保能源系统的可靠性与兼容性等一系列挑战，能源互联网凭借着精确计算、交互性、自律性、协调性等技术特征，能起到升级改造传统能源系统的作用。概言之，他认为能源互联网能够起到调动能源消费者参与能源生产、能源投融资以及能源消费平衡的积极性。正是认识到能源互联网的巨大潜力，国家能源局提出了能源互联网行动计划，这点与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互联网+”政策思维模式不谋而合。

亚洲开发银行能源技术顾问翟永平做了《中国能源革命的国际观察》的发言。他通过分析国外能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反观中国的能源发展，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形式，思考中国能源革命的国际参照系。他认为法国很可能是中国能源革命的参照系。因为在能源领域中法两国都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只不过中国面临的是环境问题，法国则是难以持续高比例的核电成本。法国这个参照系可以为中国能源革命提供三个启示：第一个是共识，法国是左翼和右翼“核电占比50%”的共识，中国则是官学之间“可再生能源占比”和“煤电占比”的共识；第二个是务实，即实现愿景时限的共识，法国是2050年，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时间表；第三个是实惠，能源革命应该让老百姓获得实惠，民意才能够得到支持。最后，他希望中国能输出“能源革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造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张雷做了《节能减排：中国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为题的发言。他指出，各国在能源利用方面的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重开发、轻使用”的模式。中国的能源发展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关注：一是利用模式改变。将“重开发、轻使用”的传统模式逐步过渡到“使用与开发并重”，并最终定格于“重使用、轻开发”的地球友好能源利用模式。二是基本路径选择。能源消费层面，产业结构节能减排是集社会生产与生活于一体的节能减排集合行为，而技术开发与高效社会利用则是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的具体体现。产业结构的有序和优化演进是实现国家和地区节能减排的最基本途径和方式。能源供给层面，低碳能源产品（如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及其他绿色能源产品）快速取代高碳能源产品正在成为现代能源供应新的目标追求。

BP中国首席闫建涛的发言题目是《替代能源相互竞争中的清洁能源发展》。他指出在行业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的今天，应该是从各种能源相互替代竞争和价格竞争的角度去分析能源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在供应端，石油、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还有核能，他们之间互相竞争；在需求端，交通、工业、城市燃气以及发电，他们也在区域上互相竞争。关于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他提出了能源“三三分治”走向低碳化的观点，1965年至2014年，煤油气等化石能源“三三分治”的趋势逐渐明显，预计到2035年将各占27%左右。同时，可再生、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的“三三分治”也逐渐成型。到2035年，虽然化石能源依旧占主导地位，但是比重将从2013年的86%降至2035年的81%。总体而言，能源格局的低碳化加速，转向可再生能源，但经由天然气过渡。最后，他指出未来对行业企业成本方面的“三个成本约束”——第一个是碳排放的成本约束；第二个是消费者的多元要求，终端消费的成本约束；第三个是企业面对的合规成本及相关约束。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国际石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庞昌伟教授作了题为《能源生态安全的新理念》的发言。庞教授首先对过去重数量、轻质量的高碳能源粗放型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国目前的能源安全观仅仅重视能源的供应、运输、价格、结构，而忽视了生态安全，不仅绑架了国家的综合安全，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都毁于一旦。要树立能源安全新理念，庞教授提出应着重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倡导低碳绿色发展，二是加大能源技术创新，三是实行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此，他强调：第一，要加强能源立法，把所有针对能源的环保法律都向生态化推进；第二，提高油气管网、输电管网的功能效率；第三，建立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法治体系；第四，加强对能源结构调整的能效制度和能源清洁制度研究。庞教授建议我国大力发展天然气，将市场份额由6%增加到10%，同时将煤的比例压缩到60%以内。他特别指出，随着国际社会对反恐关注度的提高，未来两年中东地区油气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显著改变，这为中国营造一个向新能源过渡的重要机遇期。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孙才志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发言。孙教授指出，水安全是一种非传统安全，水安全问题可以影响和威胁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我国的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一是水灾害频发，二是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严重，三是水生态失衡。因此，中国的治水模式转型势在必行。孙教授从供给需求、贸易，政策、市场和法律六个方面对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为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求管理的转变，除了技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还应借助水价等市场手段进行调整。关于水资源保障体系的实施策略，孙教授倡导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共同驱动的架构。他最后指出，宏观上看，经济社会协同表现为碳“源”，生态系统表现为碳“汇”。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碳“源”排放量增加，碳“汇”捕获量减少，致使碳的净排放量增加。随着节水和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开展，社会经济用水与生态环境用水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调整，逐渐趋向于“减源增汇”的态势，尽管尚未达到碳的净排放量为负值的理想状态。应通过水资源的合理配置逐步实现碳循环中的“源－汇”一体化和“减源增汇”的理想模式，从而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我国绿色转型发展的目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主任吴宇哲教授作了题为《工业用地政策的回顾》的发言。吴教授从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园区的数量和占地规模扩张谈起，指出中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未来面临双重压力：一重是内部的环境成本，现在仅次于印度，比日本、韩国高很多；另一重是外部的关税压力，美国新能源法一旦通过，中国将面临26%的关税。吴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城市化率呈现70%的平稳期，届时有望将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供应模式的变化；二是结构变化；三是地方财政收入情况的变化。他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为例，将太阳比喻成一个无比巨大的核电站，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最核心的观点，是将每座建筑都看作一座小型发电厂，电力不仅满足自身使用，还可以通过电网输出。吴教授最后指出，地方政府热衷于搞重复建设，因为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税收，这也是如今工业园区无序增长的主要原因。未来随着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中国的地方税收制度和能源消费模式等都需要很大的改变，应逐步从增量管理走向存量管理，也就是从以前依赖人口增长、工业园区增长、城市增长、土地财政增长，逐步变为以物业税等手段为标志的存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