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经验和全球进展”学术研讨会

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

2019年11月23—24日，由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协会共同主办的“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经验和全球进展”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来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低碳产业政策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交流。与会嘉宾高度评价此次会议的成果，认为这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会议，能够激发每一位参会者的学术思想和灵感。

教育部长江学者、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教授主持了主旨报告专场“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从全球到地方的多维视角”。郭教授在开场白中指出，2015年联合国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新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的契约。中国政府在2016年9月颁布了落实可持续议程的国别方案，12月又发布了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就是为了解决区域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同时，把握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沿动态，探索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鉴于此，我们举办“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经验和全球进展”学术研讨会，邀请各位学术领军人物和青年新秀，一起探讨相关议题，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献计献策。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教授以“环境多边主义的兴衰与重构”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齐教授指出，所谓“多边主义”，是指通过多国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治理途径，而治理就是基于一些规则来解决问题。为此，齐教授通过三个案例阐述了多边治理进程。第一个案例是有关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在布伦特兰委员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定义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此时，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那时中国的环境问题才刚刚开始。可持续发展其实是西方问题的东方解决方案，用多边主义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成功的，从此环境多边主义逐渐达到高潮。第二个案例有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成立。随着《蒙特利尔公约》的颁布，1992年环境多边主义在全世界达到高峰，但之后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环境现实主义，当然后来的巴黎大会试图重振环境多边主义。第三个案例事关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齐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崭新的文明思想，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升华，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文化和思想基础。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也是体现新多边主义的中国方案。此外，多边主义具有不同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无政府，第二个层面是协同的行动，第三个层面是共同的目标。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以“How Eco-civilization Upgrades Thinking of Sustainability Science (SS)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EE)”为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诸教授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打造生态文明2.0版，即国际绿色发展理念的升级版。关于增长是否有极限的问题，诸教授认为可分为三派：环境主义者认为地球第一，增长速度应该尽可能低；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第三种观点则是不否定经济的增长，但不能无限增长，所以要保持经济增长与环境两者之间的平衡。诸教授进一步辨析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差异。他指出，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就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强调政策有边界，例如城市发展有三条红线，即生态保护区绝对禁止的红线、永久农田的红线和城市发展的边界，但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解读还不够世界化。诸教授指出，中国的人均GDP跟福利起初呈正相关关系，这几年开始出现脱钩，即GDP没有对福利带来等比例的、同样的进步，这与社会公平和环境有关。最后，诸教授指出，现有的西方绿色经济理论主要归结为三个要素，即规模、效率和分配，中国的发展要素则包含三个层面，即目标的改进、资本的改进和体制的改进。

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教授则结合浙江实践，发表了题为“绿色发展的浙江经验及未来展望”的主旨演讲。沈教授首先对绿色发展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绿色发展可以分成浅绿色发展和深绿色发展，深绿色发展要求源头控制，浅绿色发展强调技术万能。绿色发展贯穿和渗透于创新、开放、协调、共享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次，他对浙江的绿色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一方面要看到绿色发展的成就巨大，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存在的问题。沈教授用三大矛盾来概括，即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污染严峻、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经济总量扩张与资源有限供给、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生态需求与政府不尽理想的优质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随后沈教授介绍了绿色发展的基本经验，主要概括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接力棒”精神；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优先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论；坚持“良好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论；坚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绿色制度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论。最后沈教授对浙江省绿色发展在文化、产业、资源等方面的发展提出未来展望。

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教授主持了第一专题“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的发言与讨论。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所陈伟强研究员作了题为“金属循环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首先解释了什么是“物质循环”，随后用两个案例加以阐述：一是与以往从人口、土地等视角切入不同，陈研究员是基于城市化发展的三维视角，比如“北京城需要建在什么样的地方，具有什么样的功能，用什么样的材料”，来研究城市化过程如何影响物质材料的使用，以及这些物质材料使用的趋势、拐点和驱动机制；二是从材料的角度去探讨技术变化、技术革新对物质材料使用的影响，以及潜在的限制因素。中国的物质材料生产与消费在全世界数一数二，这对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陈研究员提出物质与能源关联的概念，这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关键点，一是新能源的转型需要金属材料；二是金属材料既存在短期产能的不足，又可能存在长期资源储备的不足；三是金属材料的生产本身也要产生碳排放和重金属等污染，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四是中国为全世界的新能源转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最后，陈研究员就循环经济的成本问题给出了个人见解。

宁波大学谢慧明教授作了题为“财政分权、环境税征收与生态转移支付政策的补偿性”的报告。谢教授首先提出了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如何认识中国的环境税，以及如何处理环境税和生态转移支付的关系这一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建立一系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系统，他得出了四点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第一，环境税征收的直接动因不仅是解决外部性，还可能是为了解决地方财政赤字；第二，环境税具有显著的环境外部性矫正功能，能够改善环境绩效；第三，生态转移支付具有比较重要的生态补偿性；第四，地方政府应特别关注环境税的定位（作为地方税还是共享税），以及环境税与生态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

华东理工大学余亚东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环境压力协同效应的测度研究”的报告。通过从生产、消费和收入三种视角的对比分析，余副教授提出资源的利用实际上是导致所有环境问题的最本质原因。针对现有研究缺乏定量测度不同行业多种环境压力协同强度的指标这一问题，他通过投入产出方法和协同分析方法对该指标的量化进行了实证分析。他的研究结论包括：环境压力之间的协同强度需要多视角的评估，消费视角下的评估结果最大，其次是生产视角，再次是收入视角；大部分高污染行业的协同程度都比较低，这主要源于制造业中固定资本的形成和纺织业中劳动者的报酬；基于生产视角的节能减排评估，存在高估部分行业的排污量、低估协同效应的风险。

东北大学王鹤鸣副教授作了题为“基于物质流分析的中国循环经济监测框架”的报告。王副教授首先指出，SDGs框架中的资源、水、土地和食物问题之间具有耦合关系。中国对资源需求的增长对于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会产生巨大影响。随后，王副教授介绍了日本和欧盟提出的循环经济监控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系列用于估算资源开采量、国内消费量以及进出口物质量的指标。他将中国的资源利用情况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2002年，资源利用量缓慢增长；第二阶段为2002~2012年，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源利用率不断上升，资源消耗量的年均增速接近GDP的增速；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今，资源利用量和消费量达到顶峰，甚至开始缓慢下降。实物贸易平衡、库存净增量等指标大致沿袭上述三个阶段。最后，王副教授分享了两点启示，一是随着近年来资源消耗量趋稳，我国可以将重心由资源流动的管理转向库存的管理；二是可以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构建循环利用数据统计平台，在资源利用上实现弯道超车。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主持了第二专题“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进展”的发言与讨论。中科院地理资源所韩梦瑶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海外实践”的报告。韩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近年来有关“一带一路”碳排放项目的研究进展，指出中巴经济走廊目前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展最好的项目之一。随后，她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为例，揭示了“一带一路”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介绍了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的成功案例。她认为，“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存在一定风险，一是中东地区的地缘冲突；二是民族信仰和风俗问题，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三是境外运营商的大量涌入会挤占中国企业的获利空间。最后，韩副研究员提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成果丰硕，但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更好的沟通与交流，使绿色发展理念能够真正得以落实。

北京林业大学于畅副教授作了题为“全球虚拟原木贸易流动足迹的研究”的报告。于副教授从贸易逐渐成为了阻碍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一背景出发，在构建基于原木产量的矩阵的基础上，运用环境拓展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全球贸易导致的原木流动足迹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是识别了贸易驱动下面临严峻森林采伐压力的国家；二是分析了直接或者间接引致全球森林采伐的国家；三是考查了全球贸易隐含原木的主要流向。研究结果发现，隐含原木净进口国主要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则是净出口国，排名前十位的原木产量国家中70%是发展中国家，原木消耗足迹排名在前十位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且发达国家的原木消耗足迹是远高于其原木采伐量的。

江苏大学副教授孙华平作了题为“Institutional 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的报告。孙副教授从五大维度研究了制度和技术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来测度效率，得到了以下两个重要结论：一是绿色技术与前沿的距离为负，说明绿色技术有利于效率提高；二是在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制度对效率有正向影响，这验证了很多学者的观点，即制度本身不能单独发生作用，往往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一起才能发挥作用。研究表明，绿色的增长路径不但可行，而且至关重要。制度质量和绿色技术有利于能源效率。最后，孙副教授给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增加绿色研发、提高创新补贴、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云亨副教授作了题为“全球天然气安全指数的构建与应用”的报告。周副教授引入了能源安全4A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天然气安全指数。具体来说，4A包括：一是资源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即从地质学视角来探讨能源安全问题，评估一国天然气资源禀赋；二是贸易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即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来探讨能源安全问题；三是环境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即从生态学的视角来探讨能源安全问题；四是经济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即从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能源价格对经济产出及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综合来看，在被测度的22个国家中，天然气安全度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次为伊朗、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德国、加拿大、墨西哥、乌克兰和印度则排名最后。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方恺研究员作了题为“绿色‘一带一路’离我们有多远？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权衡分析”的报告。方研究员基于人均相等和消费者负责的视角，阐述了虚拟资源流动和隐含环境排放对各国生态环境责任划分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一带一路”地区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地区如果要实现SDGs全部17项目标，则会导致环境足迹显著增长。这意味着在SDGs实现过程中，生态环境将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打造绿色“一带一路”任重而道远。通过该研究，将有助于为决策者精准识别SDGs优先发展目标、促进跨区域环境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齐晔教授主持了第三专题“环境治理与产业政策的探索实践”的报告与讨论。香港科技大学吴逊教授作了题为“大气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的报告。吴教授首先回顾了粤港澳大湾区在空气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由此引出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下，取得显著的减排效果。在制度设计方面，该地区将联席会议作为常设行政机构，下设不同的合作小组，再细分成专题小组进行具体工作。吴教授指出，粤港澳协同治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建立了统一的空气监测网络。其次，吴教授分别从投入、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对合作治理的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以香港船舶排放控制为例，吴教授介绍了如何通过第三方机构监督实现环境治理的案例，生动阐述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协同治理方面的具体做法。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董会娟研究员作了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城市产业共生”的报告。董研究员从研究背景、城市产业共生的概念、日本生态城案例和未来研究计划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她从循环经济引出产业共生，最后延伸到城市共生。董研究员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例，说明产业共生理念如何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关于城市共生的理念，董研究员以川崎生态城为典型案例，将其总结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内部系统的资源达到平衡状态。她指出，城市共生是产业共生的一种拓展，除了工业里面废弃物再利用，也将城市生活系统考虑进来，通过结合工业生产系统和城市生活系统，促进资源内部循环。最后，董研究员介绍了未来的研究计划，接下来将重点评估中国实现城市共生过程中的环境绩效，包括资源节约效应和生态保护效应等。

吉林大学新能源与环境学院宋俊年副教授作了题为“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的发展探索”的报告。宋副教授从秸秆能源化利用的背景、能源化技术的评价、技术产业化的效益分析和相关研究及展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首先，关于秸秆能源化利用的背景，宋副教授论述了生物质能利用的重要性，并着重介绍了吉林省秸秆能源化的利用现状。接着，他总结了当前7种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并从环境、技术、经济和社会四个维度对每项技术进行了综合评价，认为直接燃烧发电、气化发电和燃料在可持续发展表现方面更具有优势。随后，宋副教授详细分析了这些技术能够给吉林省带来的潜在能源环境经济优势。最后，他指出，构建在时间尺度上体现动态变化、在空间尺度上更加细致完整的评估体系，可以为我国的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提供决策支撑。

西南财经大学苗壮副研究员作了题为“工业能源消费与气体排放：相对绩效与绝对变量的联动分解”的报告。苗副研究员从关键词出发，说明环境绩效主要是一个分解过程，环境规制在模型中将体现为约束作用。他重点介绍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利用松驰变量来测度静态绩效；二是计算动态绩效；三是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并指出这一研究的创新点主要在于考虑大气污染物类型的多样性，以及运用改进的动态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将绩效按照变量来分，并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在环境约束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空间较小；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区域联防联控；要提高技术效率，实现技术进步。

浙江工业大学叶瑞克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试点评估”的报告。叶副教授介绍了评估的背景和目的、评估范围、评估方法、评估结果，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通过探寻购置补贴的作用，发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相关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相互的关联，进而评估试点城市的绩效。具体而言，通过构建一个推广应用的内源驱动模型，包括需求条件、政策、模式创新等内容。发现12个中国城市可以分为四大类，彼此之间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要素的协同效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叶副教授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关注充放电设施和其他配套政策；第二，加强各维度要素的耦合作用，尤其是要提升耦合协调度；第三，四大类型城市应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电动汽车发展路径。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朱鹏宇副教授作了题为“Taxi/Ridesharing and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的报告。为了识别出租车与公共交通之间的关系，朱副教授利用纽约交通数据进行了研究，对纽约出租车起点的空间分布情况作了介绍，同时使用空间回归的研究方法，得出出租车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乘客提供到达地铁站和公交站点的目的。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朱副教授提出可以通过政策提升出租车和共享汽车对公共交通使用率的促进作用，以此推进大众交通的发展。而针对目前拼车服务中驾驶员没有合理报酬的现象，朱副教授认为应该利用政策工具来促使共享汽车公司与驾驶员之间实现合理的利润分成，进而促进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关浙江大学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的会议及其他信息，请见http://eepc.zju.edu.cn/。